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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实秋当时的尴尬心态，我们还可以从当代作家韩石山所著《徐志摩传》中的一段文字窥见一斑——

梁实秋是新月派的一根支柱。从1929年春天第二卷第二期起，直接参与《新月》的编辑，排名居五人之首，其它四人是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先前徐志摩主编时，以发文学作品为主，他一接手，就加大了政治批评文章的分量。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胡适的《人权与约法》，罗隆基的《专家政治》，第三期发了他的《论思想统一》，第四期发表了胡适的《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由于这一系列文章的发表，很快便掀起了一个批评国民党无视人权，要求法制，要求思想言论自由的人权运动。这一举措，成为新月派历史上极为光彩的一笔。（韩石山《徐志摩传》第42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徐志摩正是想于《新月》1929年春天第一卷刊发“纪念梁启超逝世的专号”而不得，第二卷梁实秋就编辑了一系列的文稿抨击国民党实行思想专制，其中的玄奥不言而喻！尽管1938年梁实秋曾一度担任国民党政府参政院参政员，但1929年他抨击国民党无视人权、思想专制的那笔账国民党政府是不会遗忘的。

人们不禁要问，1929年的梁启超出于政治环境的特殊而不能公开撰文表达对梁启超的悼念之情，漂泊至台湾后的梁实秋能否痛快地追忆恩师梁启超呢？答案也是“不能”二字！

1949年6月，梁实秋漂零至台湾，先在台湾“国立编译馆”人文科学委员会任主任委员，第二年就主动辞去这一官方赏赐的职务，从此绝意仕途。只做一位纯粹的学者，于1955年应邀出任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英文系主任直至退休。

飘泊至台湾的梁实秋像他晚年的恩师梁启超一样，对政治已现厌倦之意，因此不想再因文字贾祸了！梁实秋于台湾写下了不少怀念故旧的文章，其中《谈闻一多》一篇中的文字就能显出他当时的心境——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位‘斗士’……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是诗人学者之闻一多。我现在所要谈的亦以此为限。‘闻一多在昆明’那精彩的一段，应该由更有资格的人来写。”（转引自刘宗永、纪崑汇编的梁实秋文集《清华八年》第111页。）

梁实秋于文章中一面称闻一多之死是“轰动中外”的事件，一方面又说不知道闻一多“与谁斗”，这分明是矛盾的！梁实秋难道真的不知道闻一多昆明期间“与谁斗”吗？他十分清楚，只是不敢说罢了，因为一说又涉及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独裁这一历史问题了，这就与他晚年的人生抉择相背离了，但他又不能不怀念闻一多，那可是他的挚友知交！因此，梁实秋只能替挚友闻一多惋惜——我的好友闻一多你“斗出什么名堂”！因此，为了避嫌，梁实秋只好声明自己的悼文仅以怀念诗人学者的闻一多为限！

梁实秋有着不尽的难言之隐啊！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再来阅读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第一段吧——

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大约在民国十年左右，清华学校请他作第一次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我很幸运地有机会听到这一篇动人的演讲。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于这一段文字，我们读者必须反着读，读出梁实秋文字中的隐衷——

我真想谈政治家与学者的梁启超，为我的恩师塑一尊全身像啊，但“‘政治家梁任公先生’那精彩的一段，应该由更有资格的人来写”，我是想写而不敢写啊。

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之所以怀着无限的景仰，主要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主角及蔡锷云南起义讨伐袁世凯的策动者啊，是恩师人生中最闪光的两段啊，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啊，我有必要写吗？但是，如果要写政治家的梁任公，我又必须涉及他“附袁”及“助段”那两段，这是恩师人生的败笔，中国向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我绝不能写！那就回避吧，只写学者梁任公！

如今飘零天涯的梁实秋，其处境难道不与我恩师梁任公1922年来清华演讲时一样吗？那就借写恩师来一浇我心中的块垒吧，同时也一表我的心迹！

知我心的读者啊，你们一定会读懂我梁实秋的苦心，这不仅是一篇迟到了三十年的悼念我恩师的祭文，还是一篇梁实秋的自我伤悼之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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