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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非昔比的“流氓”

　　据鲁迅先生的说法，流氓的祖宗当是战国时期墨子的徒弟，即侠客。这些侠客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游走于黑白两道之间，做着一些官府不屑做或不能做的事情，成为许多贫苦老百姓的救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侠客的末流，就沦为了流氓。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追本溯源，所谓“流氓”原本是指“无业游民”。在战国时期，叫做“氓”。《孟子》中记载说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从楚国一路漂泊到滕国，跟滕文公说：“我是来自远方的人，听闻您推行仁政，就来到这里想要接受一份宅地来做您的外来臣民（愿受一廛而为氓）。”而宋国的陈相也不远千里跑到滕国对滕文公说“愿为圣人氓”。这两个人才都自称为“氓”，可见“氓”在当时的含义就是流动人员。

　　再来看看“氓”这个汉字的构形。“氓”由“亡”和“民”构成，上古时代所谓“亡”，基本上与“死”无关，而是“逃”、“流”的意思，现代汉语中的“逃亡”、“流亡”就保存了这种古义。因此，“亡”和“民”合起来就显示了“流亡之民”的字义。

　　可以看出，“氓”原本并没有任何贬义色彩，否则许行、陈相这样的名人就不会以“氓”自称了。相反，还能从这两位人物的对话中，体会到“氓”还有一种“投向光明（仁政）”的意蕴。

　　在上古时代，地广人稀，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较弱，人类要想求得生存，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人丁兴旺。同时，不同人群之间为了生存，也会频发流血冲突，这就更加迫切要求人口众多。在单纯以血缘维系的原始时代，非本血缘者的加入是不被允许的，因此残杀战俘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发展人口的方式只能靠生育来完成。

　　随着社会进步，人群单位不断融合扩展，血缘关系对人群的维系作用日益减弱，人们也就不再排斥非本血缘的人加入本群体。于是，修仁政以来“远人”使之归附自己以发展人口这种手段，在效率上、质量上都远胜于自己生育孩子。春秋战国诸侯割据，各国对“远人”归附的渴望更是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当时各国政权对自己统治下的百姓直接控制又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发端于各国政治经济状况不平衡的人员流动也就成为一种历史潮流。这种社会现实使得语言系统出现了一个表示“流动民众”的专有名词——“氓”，在文字系统中就用“亡”、“民”来组成。

　　“氓”在流动后未必都会重新取得土地，而那些没有土地的人便没了根底，不免漂泊游荡。其中，不免没有正当营生的无业游民，他们常常会成为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于是“流氓”这一名称再度沦落，专门指行为不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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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子和浪人

　　中国人管到处游荡不务正业的人又叫浪子。古代中国的浪子，也是打家劫舍、偷摸拐骗，放荡游走之辈。比较有名的是《水浒传》中的燕青，外号就叫“浪子”。

　　浪子会造成社会问题，他们多是聪明强悍、自我放任，错以好逸恶劳为荣。若肯改过自新，绝对可以有所作为，所以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

　　在日本，也有类似的人群——浪人。日本的小说、电影中常常出现他们的身影。古代的日本也曾分“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武士在第一级。他们是一股庞大的力量，负责全国农庄的保卫工作。19世纪，日本推行“明治维新”，诸多政策之一便是取消武士特权，这些武士因此失去了俸禄，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浪人队伍，于是他们就蜕变成危害社会的特别组成。“浪人”成为一个日本近代历史独特的现象。浪人多数身强体壮，好的浪人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差点的就坑蒙拐骗、奸yin掳掠。

　　其后，许多浪人为恢复昔日的权威而具有疯狂性和冒险性。他们以天皇的亲兵自居，到处以“爱国者”的面目出现，因有一技之长而能量惊人。他们秉承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旨，参与对中朝苏和亚洲国家的侵略活动，特别是在侵华战争中充当了谍报队、先锋队和别动队的不良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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