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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与“羞感”
这个有些奇怪的题目源自几年前回中学看望老师时大家的一番闲聊。那时我已在松校区代课一年，一位老师问我，觉得现在的学生和以前有什么不同。我一时也总结不出个一二，就举了两个自己印象较深的例子，一是上课时大家可以自由进出教室，二是上完课会有学生毫不客气地当面评价你的得失，这些都是我自己做学生时不曾有过的。听了我的例子，老师感慨地说道：“是啊，现在的学生比以前更直接了，这也是我最大的感受啊。”
对比自己的经验，老师的“直接”二字确实总结得比较恰当。之后我常想起这两个字，也常问自己：老师到底是觉得“直接”好呢还是觉得不好？或许更“直接”意味着更自信，那么这应该是件好事，可是在这种“直接”式的自信中，似乎并没有一种整体精神风貌的进步。相反，我常觉得很多表面上自信的学生其实缺乏一种真正的对人生的自信。虽然现在学生们越来越擅长“秀出自我”，可是在灵魂深处，大学里的“自我”们却很少能展现出真正大学意义上的独立精神；空虚迷惘、随大流的情况不少。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在选修课的课堂上——我认为这种主要由学生自己选择的课堂特别能体现大学的精神面貌——很多同学是从最后一排坐起的。老师一提问，立刻倒下一片；学期过半，人数也少了一半；这边考题还没出好，那边套题就已经开始。选修课呈现这种局面，说明很多同学不能也不愿意独立思考，因此在真正需要自信时没有一点自信。这种情况下的“直接”式的自信不免显得空洞和做作。
我认为，所谓“直接”其实和真正的自信无关，它所体现出的更多是一种师生关系的变化。至于这种变化的内容，也许有人会说，无非是师生之间越来越平等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过于简单甚至肤浅了。“平等”当然是个好听的字眼，但好听的字眼往往会遮蔽很多问题。其实，平等主要涉及权利义务等刚性的东西，但“直接”的问题其实还根源于这些刚性的东西背后更加柔软的人心。人心的变化中国人并不陌生，老百姓常说“世道变了”。这种“道”的变化是极微妙而又极深刻的。比如做老师，一百年前的师道和现在肯定不一样，二十年前的也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把那些刚性的东西拿出来可以比上半天，但是师道究竟如何不同，一个教师真正站到学生面前就能明白一切。每一个时代都有自身的精神状况，刚性的东西不过是在这种状况下应运而生的。
回到“直接”的问题，我想，今天的学生变得越来越“直接”，这其实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今天的人本来就在变得越来越“坚硬”，人和人的交往也越来越客体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和美好的人性相关的天然敬畏感、含蓄感正在迅速地去。这种敬畏感或者含蓄感，德国哲学家舍勒称之为“羞感”（Schamgefühl / shame-feeling）。“羞感”不同于有具体对象的“羞恶之心”，也不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和西方式“罪感”相对的东方式“耻感”，更不是纯粹的胆小怕羞，可以说，它是人之为人的本真状态的基本表现。正是由于人作为人领会着自身的存在，因此在被作为个体得到关注时，人总能返归自我，并努力将其保持在一种活生生的、非对象化的状态中，而这正是“羞感”的本源。爱情中的人典型地具有“羞感”，因为爱使人充满人性；动物不讲爱的羞涩，也是因为动物不领悟自身的存在，不具有自我意识。
“羞感”是伦理的重要基础，它以对自我的返归和对客体化的抵制使人始终在原发的、活泼泼的境域中体会着人性的一切美好。然而，我们也看到，在现代技术文明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自身的客体化正在不断加剧。其结果便是：人的天然的、美妙的“羞感”正在急剧地化，人的身体、人的情感、人的所作所为都不再能够被维护在一种原初的、非客体化的境域中。身体要暴露，情感要打分，作为要量化，这种种“没羞没臊”的结果便是“性冷淡”、“心冷淡”乃至全部生活魅力的丧失。
我想，今天师生关系中的“直接”，其实不过是现代人缺乏“羞感”的众多表现之一。现代师生关系正如其它各种现代人际关系一样，是“硬梆梆”的。如果说较为私人化的爱情在今天也不得不经历各种客体化“去羞”程序的“洗礼”（近年更添“婚前财产公证”），那么与其相比更为社会化的师生关系，则早已成为各种“去羞”工程的俎上之肉了。其结果便是：正如人们越来越觉得好的家庭可以靠种种客体化程序去维系，人们也越来越相信好的教育就必须靠那些实质上是在“去羞”的工程来保障。显然，如果我们一方面对这些工程拍手称快，那么另一方面也就不能指望师生关系中还能存在多少美好的、天然的敬畏与爱心。
上面的说法似乎有些过于悲观。也许有人还会说：国外不就是这么做的吗？人家的师生关系平等又和谐，不是很不错吗？可是所谓“这么做”其实只是全盘做法中的一部分，它总是在整个大背景存在的条件下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正如前文所言，一个“世”有一个“世”的“道”，刚性的东西总是应运而生的。我们把某些做法搬来了，可是和它相关的另一些做法呢？比如是不是还应考虑推广基督教呢？
其实，教育是一个极其需要“羞感”的领域。简直可以说，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羞感”的人。然而舍勒也指出，不同文明中的人，其“羞感”的具体表现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似乎很欣赏西方文明中的师生关系，然而这种师生关系中的“羞感”是同西方文明中的个体精神（源自希腊—罗马文化）和宗教精神（源自犹太—基督文化）密不可分的。我们搬来一些做法用在自己身上，可是我们的文明中并没有相似的精神底蕴，其结果往往就是我们自己变得极无“羞感”：没有个体精神的自信成了空洞的做秀，没有宗教精神的平等成了自私和自大。
我们的师生关系中应该有着怎样的“羞感”？对这个问题我不敢说得绝对。但以自己极为有限的¾¬历而言，我感到我们应该努力挖掘自己传统中鲜活的东西。记得几年以前，我曾为两个来自中亚国家的医生做过一段时间的汉语教师。那时我二十出头，他们都比我大十几岁，可是每次上课，他们都极其恭敬。我给他们留的作业很多，后来发现他们时间不够，每次都做到深更半夜，可他们从没和我谈过条件，也从不缺交作业；我按西方习惯，让他们对我直呼其名，他们也从不答应，理由是：老师就是老师，老师是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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